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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章 拒执犯罪（七）[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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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谷少康长期从事民间放贷，这种行业收益很高，但风险也很高，放出去的钱是有可能收不回来的。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他只能选择在具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身上寻找平衡，也就是在主张利息的时候，能不让步就不让步的。
对于这一点，我在开庭前曾做过调查。在东州法院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中，我查阅了涉及谷少康的10份判决书和3份调解书，在这些文书当中，谷少康在主张利息的问题上没有作出一点让步，哪怕是几百几千的利息。
试想一下，连这点蝇头小利谷少康都看在眼里，更何况是这10万元的好处费呢？如果可以的话，他当然是能赚就赚。”
他稍稍顿了一下，继续说：“刚才公诉人提到了法律风险，那我再说说其中的法律风险问题。
不可否认，帮助他人隐匿财产的确是存在法律风险的，但风险也有大小之分。
谷少康在答应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之前，自然也会评估其中的风险，而他之所以敢于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就是因为其中的法律风险很小。
首先，隐匿财产的行为必然是具有隐蔽性的，一般来说，查清这种事的难度都相当大。
其次，谷少康有他自己的便利条件。作为东州最大的放贷户，他必然有很多的资金流动需要通过银行交易的方式来完成，执行干警就是怀疑到谷少康身上，谷少康也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点谷少康在法庭调查阶段也承认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想要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是很难的，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是三大诉讼中最高的，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是不能对任何人定罪判刑的。
公诉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谷少康不承认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也没有提供录像，仅凭原有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标准？
我想，应该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吧。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谷少康即使帮助廖文昌隐匿了财产，也很难被查出来，更别提追究法律责任了。
在法律风险这么小又可以净赚10万元的诱惑下，谷少康完全有可能答应被告人的请求、帮他隐匿财产。
我想，我这样解释应该能解释得通吧。”
听完罗小川的分析，林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低声征求了一下霍秉心的意见后，也同意暂时认定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为310万元，并且参照生效的司法案例，将量刑建议改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来要辩论的是，廖文昌在齐江市的店铺内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一事该如何定性。
在这个问题上，诉辩双方产生了很大争议。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暴力抗拒执行，而辩护人则认为，被告人只是在吓唬执行干警而已。
林刚对罗小川的说法颇有微词，他说：“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当日在店铺内，被告人不仅对执行干警恶语相向，还挥动菜刀，这绝不是吓唬，这是赤裸裸地暴力抗拒执行！”
“不，我这不是牵强附会，我这么说是有一定根据的。”罗小川平心静气地说：“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暴力威胁，自然是有道理的。
不错，从被告人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的行为来推断，他的行为看起来的确像是暴力威胁。
公诉人得出这种推断，采用的是以行为解释目的的思路。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从目的去解释行为，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说完，他把目光转向廖文昌：“被告人，请问当时你从谷少康那里提取的300万元现金放在哪里？”
“放在雪佛兰轿车的后备箱里。”廖文昌回答说：“我从谷少康那里取到现金后，就去了齐江市的店铺。当时，我还没来得及把钱转到其他地方，执行局的人就找上门了。”
“那你动用菜刀的时候，想过要砍死或砍伤那些找上门的执行干警吗？”罗小川继续问。
廖文昌摇了摇头，说：“没有。我当时就是想把他们赶走，不让他们发现那300万元现金。”
罗小川满意地点了点头：“好，下面继续我的分析。
被告人返回齐江市的店铺时，300万元的现金还放在轿车的后备箱里，没来得及转移，这个时候，执行干警赶到了。
毫无疑问，被告人当时想的，一定是如何保住那300万元的现金，而要保住那笔现金，他首先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把执行干警赶走。
当然，被告人不会傻到上来就驱赶执行干警的地步，因为这样做反而会适得其反，加重执行干警对被告人的怀疑，更何况执行干警还是一路跟踪被告人到的齐江，如果怀疑的话，自然也不会放过他当时驾驶的那辆雪佛兰轿车。
所以，被告人要赶走执行干警，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而这个时机就是执行干警要扣押店内防盗门的时候。
我刚刚提到过，被告人赶走执行干警的目的，是想保住后备箱里的那300万元现金。我们从这个目的出发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被告人当时动用菜刀的行为其实只是在想吓走执行干警。
另外，从法庭调查阶段播放的执法录像也可以看出，被告人当时只是把执行干警赶出了门店，没有继续追出门去，也没有对执行干警进行伤害。而且，在一名执行干警返回门店取回落下的卷宗时，被告人也没有出来追出来，而是把卷宗还给了执行干警。
从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过程中被告人始终保持着克制，没有也没打算对执行干警进行伤害。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被告人动用菜刀的行为，只是在吓唬执行干警。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罗小川的这番辩词让陈默雷又是一惊，不过这倒也让他彻底看清了罗小川的战术，那就是有证据就打证据牌，没有有证据，就想法设法把水搅浑，水被搅得越浑，就越是事实不清，对他就越是有利。
罗小川如此不遗余力地为廖文昌辩护，看来，他是把这次诉讼代理当做他最后的绝响了。
平心而论，这是林刚第一次遇到这么能言善辩的辩护人。不过，他“渤海市优秀检察官”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不等罗小川发表完辩护意见，他就已经想到如何应对了。
“辩护人刚才的意见可以称得上一篇长篇大论呀。”林刚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然后问罗小川：“请问辩护人，对于你所说的吓唬这个词，应该怎样理解呢？”
罗小川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解释，便说：“没什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吓唬喽。”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吓唬，又该怎样理解呢？”林刚又问。
罗小川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林刚看了一眼罗小川，继续说：“吓唬这个词并是不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他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可以有多种理解。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吓唬是什么含义呢？
按照字面解释，这个词通常应该理解为一般性的使人害怕或者是虚张声势，而且不会升级到使用武力或者暴力的程度。
如果硬要用法律语言解释的话，只能解释为轻微程度的威胁。而对于什么是轻微程度的威胁，普通人都是有基本的判断的。
执法录像显示，被告人驱赶执行干警时，面露凶相，语言极具威胁性，而他手里的菜刀距离执行干警的距离最短的时候，也只有十厘米左右。
我们都知道，菜刀的刀刃是非常锋利的，而挥舞菜刀的行为本身也有很高的危险性，就算你没有伤人的故意，也难保不会伤到别人。
我想，在当时那种情景下，别说是执行干警，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感到害怕，都会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毫无疑问，这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吓唬是有明显区别的。
另外，我们从录像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店铺内有很多物品，有椅子、有水杯、有烟灰缸……可是这些东西被告人都没选择，反而偏偏选择了距离最远而且最具危险性的菜刀，并以此相威胁，相比之下，这能说是普通的吓唬吗？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就是用暴力威胁的方式抗拒执行，而不是辩护人所说的吓唬。
至于被告人为什么没有追出店铺，不是因为他保持着克制，而是他抗拒执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已经没有必要再追出去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还有，辩护人刚才所说的用目的解释行为的方法，我并不认同。
目的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看不见也摸不着，要通过语言或者肢体行为才能表达出来。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外在行为来推测一个人的目的。
但如果用目的去解释行为的话，就会任由犯罪嫌疑人自说自话，只要他能找出一个像样的借口，就可以逃脱法律的惩罚了，这对于打击违法犯罪是非常不利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车主把摩托车放在路边，忘了拔掉钥匙，一个小偷看到了，过去偷摩托车，这个时候刚巧车主来了，小偷完全可以说他是怕摩托车被人偷走，他只是想帮车主临时照看一下。
如果用目的解释行为的话，那这个小偷不仅没有犯罪，反倒成了好人了。我想请问辩护人，对于小偷这种用目的解释行为的说法，你能接受吗？”
罗小川自知理亏，只好说：“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最终的量刑还是要交给合议庭决定。”
林刚本来“回敬”他一句，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想想还是算了。
几经波折之后，庭审终于来到最后环节。
秦怀远对廖文昌说：“被告人廖文昌，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廖文昌低着头不说话，秦怀远又问了一边，他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两个字：“没有。”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两名法警上前押解廖文昌离开法庭。
在走出被告人席的那一刻，廖文昌下意识地朝旁听席看了一眼，这一眼正好看到了陈默雷，而陈默雷也正在看着他。
四目相对，各种滋味如同百感交集，一时无法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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