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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招贤纳士、博揽人才[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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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才问题已经引起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普遍重视，并成为大家经常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个问题不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会发生在打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的一两年内，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的反映，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诗人龚自珍曾说，“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人民要富裕，国家要富强，中华要振兴，就必然要求涌现出一大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各种有作为的人才。可以说，没有人才，我们的经济就不会振兴；没有人才，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就会化为泡影。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升平昌盛之世，总是伴随着大批人才贤士的出现；凡是有作为、有建树的历史人物，对人才问题总是高度重视的。像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卧龙”等故事，已为大家熟知，成为千古佳话。这里，我想再讲一个古人荐贤用贤的故事，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他的用人政策，历来被后人所称道。他当皇帝后，要大臣封德彝负责推荐贤才。可是几个月过去，封德彝一个人才也没有推荐出来。他不仅不举荐，还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当即驳斥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意思是君子选用人才好比使用器物，应该各取所长，因人而异。不这样，难道还能向其他朝代去借人才吗？你推荐不出人才，只能说明你不识人才，怎么能说没有人才，这不太贬低天下之人了吗？唐太宗排除阻力，广开才路，不拘一格，提拔新人，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发现和重用马周。马周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做门客。有一次，唐太宗要求大臣“极言得失”，就是让大臣们给皇帝提意见，马周替常何写了一个有20多条意见的条陈。唐太宗看后大为欣赏，当他从常何嘴里知道是马周所写时，立即派人去请，因为来得慢了，他还派人去催。唐太宗亲自同当时仅29岁的马周谈话，认为他很有才能，就安排他在门下省当官，以后不断提拔。马周帮助唐太宗处理了许多复杂事件，成为一时的名臣。由于唐太宗不拘一格，广开才路，重用贤才，使得他统治的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升平时期，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

    从现代来看，人才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已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史所证实，同样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所证实。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我国国防尖端工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当时还在美国的钱学森想返回祖国。美国海军部次长金波尔电告美国移民局说：“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重要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那位金波尔，虽然对中国人民颇不友好，但却有一点可取之处，他说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说明他很懂得优秀人才的巨大价值。这方面的事例报刊杂志屡有报道，大家都曾看到，我不再多讲。

    下面，我想着重从我县的情况，来谈谈人才的重要性。

    我县仅有大专以上毕业文化程度的379人，加上自学成才或中专毕业后取得技术员以上职称的256人，其中助理工程师以上的138人。人才不足，已成为阻碍我县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特别是经济部门，除少数企业暂时能够应付局面外，大多数企业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科技人才和技术骨干力量不足的局面，有的甚至到了连正常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举几个例子：我县制酒厂是个亏损严重的企业，生产酒总是赔钱，目前贷款已达108万元，每年仅利息就将近10万元。这样一个企业，他们不想打翻身仗吗？想，恐怕从厂长到工人都在想。可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干劲不足，而是人才不足，全厂170多人没有一个技术员。近来他们抓了一个新项目——生产酒精，搞好了可以赚钱。他们从外地聘请了一位工程师主持试制，今年3月份试产成功，可是那位工程师一走，却又连一斤酒精也烧不出来了。没办法，最近几天他们又从石家庄请来3位内行帮忙，眼看酒精快要烧出来了，却又都漏掉了。一查原因，原来是酒精塔的组接处，本应用石棉垫来密封，可他们为了省钱，却用了马粪纸。时间一长，必然要漏。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干了外行事。假如他们厂有一个懂技术的、内行的工程师或技术员作指导，就不可能走这样的弯路。他们的书记、厂长很辛苦，工作热情很高，工人们也很辛苦，为什么生产搞不上去？很关键的一条，就是缺乏技术人才。我县色织厂同样也存在这类问题，全厂400多人，仅有1名大学生技术员，而且技术骨干队伍也很薄弱，新产品没有力量搞，设备坏了也没有人能修。全厂111台织机，在国内讲是比较先进的，可是坏了修不了，经常有二三十台停机。厂领导班子几位同志很辛苦，轮班倒，连轴转，天天钉在厂子里，但是一季度仍然出现亏损。厂领导说，他们是辛辛苦苦地挨批评。为什么会这样？除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外，很关键的一条，同样也是缺乏技术人才。再举一个与他们不同的例子，朱河大队地毯厂，1971年建成投产，但由于技术水平低，造成成本高、利润低，而且只能干低档活。后来他们从保定地区请来一位有40多年经验的老师傅当顾问，一年就大变样，不仅年利润达到35000元，收入大增，而且扩建了厂房，添置了设备，增加了30名工人，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能力。这些事例虽然是一些侧面，但是很能说明问题，它说明了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

    再从我县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方面，看看人才的重要性。实现我国人民生活提高到小康水平、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两个目标，是我们各级干部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1980年我县工农业总产值17795万元，去年人均收入280多元（包括家庭副业收入），要实现小康和翻两番，也就是说，到200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7118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1120元，任务相当艰巨。

    靠什么实现这两个目标？必须先弄清经济结构、布局和重点。农业方面，从我县传统的农业种植业情况看，目前若没有重大技术进步为条件的话，只能是稳步发展。粮食亩产在1200斤左右徘徊，说它徘徊，就是说今年是1300斤，明年可能不到1200斤；棉花也是在120斤左右徘徊。产量或高或低，这都要看气候好坏、劳动积极性高低和对现有技术成果的掌握运用。农业大包干责任制的推广和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民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这都是政策的威力。但政策的威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包干责任制落实比较好的地方，已经看到这种苗头，积极性有了，可是科技掌握太少，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到一定阶段，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将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逐步摆脱气候等恶劣自然条件对人类生产活动的限制，在这些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县单靠农业种植业不可能达到翻两番的水平。翻一番如何，还要看努力结果，看来也是很艰巨的。从目前情况看，大面积调整作物布局，上茬小麦下茬棉，这就很了不起了，这样搞到每亩300元的经济收入就很不简单了。农业种植业一定还要抓紧，决不能放松，但要看到它的发展不是无限的，幅度不会很大，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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